有效课堂推进提倡:学生为主体、教师为主导、教学为中心，质量是生命。你有何设想？
谢邀。说一下我很个人的观点。
首先，这4句话的核心是“质量是生命”。“是生命”这3个字已经是最沉重的注解，还有什么能超过生命呢？“质量”又是什么呢？很显然是指成绩，对于课堂就是知识掌握程度。因为“有效课堂”的“有效”肯定是要能检测的，情感、思想、价值观等没办法用“有效”来衡量，既使找出一些指标，一节课也衡量不了。所以，这4句话是专家们针对当前以考试为目的学校教育提出来的。
据于以上分析，下面再谈以知识为目标的课堂教学。
一、围绕知识目标，肯定要以“教学为中心”。这是课堂定位，“教学”就是教知识。由于学生才是知识的受体，考核“有效”与否本质上是考核学生的知识掌握，进而反映老师的教学效果。所以，“学生是主体，老师是主导”，这是角色定位。
二、把位置定好了，如何实施教学才能高效呢？
针对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，目前全国出现了很多模式。昌乐二中的“271”学案导学式、杜朗口的“336”分组讨论式、还有问题情景式、设疑探究式等等。
在我看来，本质一样。就是以学生自学为主，老师只是组织与点拨。区别在于学生自学时间的长短和自学方式(做题还是讨论为主)。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大同小异的类型？主要是学校为了打出自己的名气。
三、进一步挖掘模式核心，高效的点在哪里？
内因与外因的契合度高。无论看书做题式还是讨论式，本质上是调动学生的学习内驱力，使学生主动学，这是高效的内因。与之配套的外因，是如何调动学生学习欲望的？实际上所有的模式都是通过设计逐层深入的问题来实现的。区别在于，做题式是让学生看书把思路写出来，这个环境需要静。讨论式是让学生把思路说出来，这个环境也需要静，这个静是指不出现与问题无关的杂音。情景式是老师问学生答。
调动学生内驱力的难点是什么？是让学生心静。无论做题还是讨论，都必须让学生回归自我，心中只有“我”，没有“他”。才能进入一个学习状态，从而达到学习的深度。否则，就是走形式，学生成绩不可能提高。许多学校学了模式不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此。当然，让学生入静肯定是花了一定时间和精力来培养的。要想学到精髓的学校，只需去学这个就够了：人家开始是如何训练学生入静的？成熟环节已只是展现形式了。
宫刑对司马迁与《史记》有什么影响吗？
大家好，我是千叶书院约祝秀老师，今天我来回答宫刑对司马迁与《史记》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。记得司马迁在他的《报任安书》中有这么一段经典论述，原文是这样的：“”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修列》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、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终不可用，退而论书策，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以自见。”然后，我要在这一段的结束，加上一句：司马迁因受宫刑，乃有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忍辱负重，著书立说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，《史记》，鲁迅赞叹：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于离骚”。以下就说说宫刑给司马迁带来了怎样的伤害与耻辱，又是什么信念让司马迁有勇气直面如此人生磨难。
司马迁，公元前145年前后，出生在夏阳（今陕西省韩城市）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十岁能诵古文；二十岁，从长安出发，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，所到之处考察风俗，采集传说；二十五岁，以使者监军的身份，出使西南夷，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；二十八岁，承袭父职，任太史令，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：准备写一部通史。如果没有那场“李陵之祸”，司马迁应该是妥妥地子承父业，妥妥地成为一名四平八稳的当代史官。但人生没有如果，历史上发生了一场“李陵之祸”。
“李陵之祸”可以说是司马迁人生命运的转折点，既深深地伤害了司马迁，从另一个角度又奇迹般地成就了司马迁。”李陵之祸”是这样的：天汉二年（前99年）秋，汉武帝派李广利带骑兵三万出征匈奴。汉武帝在武台召见李陵，令他为李广利军监护辎重。后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。经过八昼夜的战斗，李陵斩杀一万多匈奴，后因敌我悬殊太大，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，弹尽粮绝，不幸被俘。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，武帝很愤怒。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，趋炎附势，前几天都在夸李陵英勇，现在却落井下石，纷纷指责李陵，夸大他的罪名，十足的变色龙。当汉武帝问司马迁看法时，司马迁也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，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说李陵平时孝顺母亲，对朋友仗义，对人谦虚礼让，爱护士兵，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……不料汉武帝勃然大怒，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，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在牢中，司马迁被严刑审讯，肉体、精神倍受折磨。不久，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，汉武帝信以为真，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子。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。
据汉朝的刑法，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：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，二是受“腐刑”。司马迁不过是个两袖清风的文官，自然拿不出五十万，只好受“腐刑”。“腐刑”其实是“酷刑”对人造成双重伤害，既摧残人的肉体、精神，也极大地侮辱、践踏人的人格尊严。司马迁在他的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写出了他的痛苦与悲愤，他之所以活着，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完成父亲的遗愿，完成《史记》这是他的人生使命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书中，司马迁写道：“人固有一死。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死的意义是不同的，他觉得如果自己此刻死掉，其实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。他想到了那些历经磨难和苍桑的古人：周文王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孙膑，想到他们曾经所受的屈辱以及后来取得的让世人羡慕的成就，他有了信念和力量。不怨，不恨，不怕、不惧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完成《史记》，只要完成了《史记》，此生无憾。于是，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，砥砺前行。
“李陵事件”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，对司马迁个人影响重大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第一方面：社会地位和角色的转变。司马迁原先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，妥妥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员，受人尊重。但宫刑之后，他被体制开除了，他变成了太监，身份变了，性别变了，不是文化人，不是士大夫，甚至不是男人，万人唾弃、厌弃、鄙视，每天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，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另类。
第二方面：奇耻大辱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司马迁这样写道：“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里所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？”“肠一日而九回”“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”宫刑这样的刑法简直让司马迁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生不如死。
第三方面：双重伤害。司马迁德才兼备，但造物弄人，李陵之祸让他身心受伤，受挫，这双重伤害让司马迁对社会、人生、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改变了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让他变得更理性，更客观，更包容，更通透，更有人生格局。
总而言之，没有宫刑或许就不会有《史记》。这是一部用生命的血泪与苍桑去写作的史书。司马迁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：人的胸怀是屈辱撑大的，人的格局是胸怀成就的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生正道是苍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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